“女性民俗”视野中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-常德市丁玲纪念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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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女性民俗”视野中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-常德市丁玲纪念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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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德市丁玲纪念馆
20世纪20年代以来,在英国学者博尔尼(Char Lotte Sophia Burne)女士等人的积极倡导下,民俗学的一个分支——女性民俗研究,开始逐步兴起、发展。对于“女性民俗”这一范畴较为完善的界定,是“女性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、反复出现、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,它包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女性的衣食住行习俗、生产工艺习俗、婚姻礼仪习俗、生育习俗以及民间信仰、岁时节日及游戏竞技等诸多方面”。研究女性民俗学的途径不止一种,既可以凭借民俗学本身的材料和方法,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。“五四”以来一度蔚为大观的创作潮流——“乡土文学”,开启了以小说表现民俗、以民俗助力小说的先河,自此,这种叙事方式被后起的作家们有意继承、大力弘扬,使其绵延不息。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品太玄大宗师,均涉及不同种类的民俗事象,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俗内涵。这样的例证,不胜枚举。
萧红《呼兰河传》 茅盾《春蚕》
例如,茅盾的《春蚕》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以老通宝一家为代表的浙江农民的养蚕活动,再如,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广泛地叙写了东北农村的许多种民俗形式,包括跳大神、唱秧歌、放河灯、野台子戏、娘娘庙大会,等等。丁玲的长篇力作,荣获1951年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,同样具备这一特色,并且在该特色的典型性、代表性方面,超越了现代文学史上出自他人笔下的诸多作品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这部小说是以河北的人和事为素材而创作的。书中的暖水屯,是以河北涿鹿县温泉屯为原型而虚构的,书中的大多数人物,都是以温泉屯实有其人的干部、群众为原型而塑造的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桑干河畔这一方热土,就不会有小说中的生动故事,如果没有千万燕赵儿女,就不会有小说中的鲜活人物。在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文本中,丁玲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她擅写女性的艺术优长,成功地刻画了黑妮、董桂花、周月英、李子俊之妻等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。对书中这些形象,选择“女性民俗”的视角来进行研究,具备较强的可行性。 
丁玲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
一、 各类女性形象
反映的“民众精神秉赋”
“民众精神秉赋”是英国民俗学家博尔尼女士在她所写的《民俗学手册》(The Handbook of Folklore)中着力强调的一个理论范畴。在此书中,她说:“民俗包括作为民众精神秉赋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”。虽然博尔尼这一观点有过分忽视人类物质文化的缺失,但是对于凸显民俗学与“民众精神秉赋”的密切关系,具有十分可观的意义。 在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中,丁玲分别刻画了几个不同种类的女性形象,这些形象因其经济地位、阶级出身等方面的差异,分别折射了不同性质、不同色彩的民众精神秉赋。分别陈述如下:

(一)青年女性形象折射
的民众精神秉赋
农村青年女性的形象,比较明朗而单纯。处在人生早期的她们,普遍保持着对于自由的向往和渴望。在小说中,这一点集中体现为她们对于参加识字班的热衷。在闭塞、单调的四十年代河北农村,识字班已经可以算作“热闹地方”了,在这里,她们可以“彼此交换着一些邻舍的新闻”,可以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“脱出了家庭的羁绊和沉闷”。黑妮是青年女性的典型代表,她出于和大家一致的动机而喜欢识字班。甚至可以进一步说,在深层意义上鬼马飞人,她克服重重阻力,去追求和长工出身的村农会主任程仁之间的自由恋爱,是出于和参加识字班一致的动机,都是为了主动实现“一个刚刚被解放了的囚徒”的人生价值。

(二)中年贫苦女性形象折射
的民众精神秉赋
较之于“无忧无愁的年轻的媳妇们和姑娘们”,涉世更深的中年女性们更多地关注个人和家庭的物质利益。正如村干部董桂花所说,“妇女对村子上的事都不热心”,但是她们“对分果实真注意得紧”。对于这种对物质利益“注意得紧”的民众精神秉赋,小说中有细致生动、体贴入微的描写——娘儿们都指点着那崭新的立柜,那红漆箱子,那对高大瓷花瓶,这要给闺女做陪送多好。她们见了桌子想桌子,见了椅子想椅子,啊!那座钟多好!放一座在家里,一天响他几十回。她们又想衣服,那些红红绿绿一辈子也没穿过,买一件给媳妇,买一件给闺女,公公平平多好。媳妇们果然也爱这个,要是给分一件多好,今年过年就不发愁了。有的老婆就只想有个大瓮,有个罐,再有个坛子,筛子箩子,怎么得有个全套。在小说中,对物质利益“注意得紧”的妇女形象比比皆是。顾长生的母亲虽然是中农,生活水平尚可,但是她一直寻机去索要顾长生当兵时村里承诺的两石粮食。副村长赵得禄的老婆,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,“一个夏天,都光着膀子的”,这对女性的羞耻感造成了严峻挑战,能有衣服蔽体就成了她最大的心愿,于是当江世荣的老婆用一件花洋布衫贿赂她时,她便欣然接受了,尽管这件衣服又小又短。 普通村民注重物质利益,村干部们似乎依然如此。村妇联会副主任周月英是羊倌的老婆,她渴望与羊倌长相厮守,然而其前提是有地可种,因而她对土改有所期盼,当土改运动到来时,她就很快表现出对黑妮等人的疏离。村妇联会主任董桂花批评妇女们“对分果实真注意得紧”,然而她自己的思想境界似乎并不比她批评的人高出多少,当土改风暴吹到暖水屯时,她想到的首先是把自家买葡萄园子欠下的债还上,这种心理显然与她的“穷日子过了一大截”的经历密不可分。

(三)地主婆形象折射的
民众精神秉赋
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塑造得最成功的地主婆形象是李子俊的老婆。当她发现世事正在剧变时,开始迅速地转向内敛自持,自己下厨,人前装穷,对人笑脸相迎,她教出的孩子也很机灵,从不得罪人穷开心歌词。从娘家得到土改的消息后,她开始转移财产。她虽然在心里瞧不起穷人,但还是强装笑脸去讨好张裕民等人。当人们在果园里收获她家的果实时,她愤怒至极,“不愿再看见这些人,她恨他们,她又怕不能再抑制住自己对他们的愤恨”,于是就“收敛着恐惧与复仇的眼光,落荒而逃”。除李子俊老婆之外,塑造得较好的地主婆形象,还包括江世荣的老婆、钱文贵的老婆。江世荣的老婆受江世荣指使,把自己的一件衣服送给赵得禄的老婆,想借此博得赵得禄的好感,从而能够在土改中对江世荣网开一面。钱文贵的老婆没有自己的主见,没有独立的思想,她似乎唯一能做的,就是按照钱文贵的指令去办事。例如,在丈夫商量事情的时候,给丈夫放风,又如,按照丈夫的意思,去支使侄女黑妮做这做那。
二、 婚姻生活所展现
的“民俗生活相”
在民俗学中,有一个重要概念——民俗生活相,其具体涵义是“民俗在一定现实环境中所表现的生活状貌”。此概念之所以十分重要,是因为民俗是人类的文化意识的最低层次,呈现混沌的、未加工的原生态,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具有千丝万缕、难以割断的联系,“民俗从生活中形成,反馈回去成为生活的某一样式”。从古至今,中国农村的民俗生活相,总是非常集中地体现于农民的婚姻生活、夫妻伦理之中。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均意识到了这一点,因此,现代文学史上许许多多“描写和女性生活关系密切的民俗的作品”,其“惊人的一致性或相似性”便主要体现在婚姻风俗的表现上。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同样体现了这种一致性或相似性。小说对于河北婚俗的描写,是全方位、多维度、立体性的。

(一)多种婚姻形态
1、包办婚姻。
当时当地的女性普遍没有婚姻自主权,其婚事多由长辈包办。例如,富裕中农顾涌有两个女儿,大女儿嫁给了八里桥的胡泰家,二女儿嫁给了钱文贵的小儿子钱义。董桂花在丈夫死后,被公公卖给了一个小商人。包办婚姻中的女性大多是不幸福的,在家庭中往往没有地位。顾涌的二女儿很怕她的公公,丈夫被公公送去参军,她虽然心里不愿意,但是不敢说什么。黑妮在二伯钱文贵家长大,虽然她喜欢程仁,但是二伯不会把她嫁给程仁,因为他想靠黑妮的婚姻换取一定的经济利益、政治利益。
2、买卖婚姻。
周月英是年过半百的羊倌用大半生的积蓄——20只羊换回来的。此事的贸易属性,并不为当事人所讳言:“咱辛苦了一辈子才积了二十只羊,都拿来买了你,你敢嫌咱穷,嫌咱老!”
村支部宣传委员李昌的老婆是“童养媳”出身。童养媳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,其涵义是“由婆家养育女婴、幼女,待到成年正式结婚”,其首要原因在于女孩的父母经济能力低下,因此其本质是一种买卖婚姻。
3、自由结合。
地主江世荣做甲长的时候,他的老婆就搬过来和他住在一起,既没有聘礼,也没有仪式。按照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初衷,这样的细节设计,主要是为了在道德层面上对地主阶级整体进行“矮化”处理。然而,在今天的文化视野里,该细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民间社会的自由恋爱风尚。此外,还有另一种自由结合,其“自由”未必是真正的自由,而常常是建立在“一穷二白”基础上的伪“自由”,这以董桂花、李之祥的婚姻为代表。逃荒(书中所谓“讨吃”)的董桂花认定李之祥是个老实人,李之祥图的是娶董桂华不花钱。两人在感情基础薄弱的情况下,潦潦草草地结了婚。

(二)彩礼的作用
在中国传统婚俗中,彩礼是为了换取婚姻中的女方到男方家落户,而对女方父母进行的一种经济补偿。彩礼的形式主要包括现金、衣服、首饰等等。彩礼在中国人的婚姻生活中一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所以有“无币不相见”之类的说法。 在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文本中,提到彩礼的地方并不多,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情节是:钱文贵的小儿子娶了顾涌的二女儿,在此过程中,钱文贵曾托人送彩礼;羊倌娶周月英,所用彩礼是20只羊。虽然小说涉及彩礼的篇幅有限,却已经能够展现彩礼在婚姻中的重要性。李之祥之所以会娶董桂花为妻,原因在于女方是逃荒者,缺乏家族支持,便不需要彩礼。正因为没有彩礼,为结婚付出的经济代价为零,李之祥就对妻子比较尊重,当董桂花积极参与暖水屯土改之时,“他不怪她,他了解她的心。”羊倌用大半生的积蓄娶了周月英,所以年轻而泼辣的周月英只能驯顺地听羊倌的话朔钢窗,挨打的时候不得不用中国农民惯用的宿命论来麻醉自己。

(三)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
在1949年之前,绝大多数河北农村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处于劣势、弱势地位。究其原因,一方面在于民俗文化中的男性中心观念,另一方面则在于婚姻中的经济因素。分别论述如下:
1、民俗文化中的男性中心观念,决定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。
“在民俗文化的传承过程中,女性受到各种传袭力量和习惯势力的深刻影响,被民俗文化中浓厚的男性中心观念所束缚”。这一点,在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中也有所体现。具体说来,大致有如下三种情况。
(1)缺乏独立人格,对丈夫无条件服从。
这种夫妻地位严重失衡的情况,最容易出现在地主家庭,这是因为较之于男性农民,男性地主掌握着更多的经济资源、生活资料,于是在其配偶面前获得了更大的权威,使得其配偶对其的依赖程度更高。例如,地主钱文贵的老婆“就是一个应声虫,丈夫说什么,她说什么,她永远附和着他”,地主江世荣的老婆亦是如此。同类情况也有可能出现在农民家庭,其中较为典型者是侯忠全的家庭。在这个家庭里,侯忠全决定一切。村里开会讨论土改问题,侯忠全的老婆不敢参加,她的唯一理由,是丈夫“要看见咱去了,准会给咱一顿臭骂。”
(2)有一定独立性,但明显受到丈夫的影响。
董桂花积极参加暖水屯的土改工作,开完“六个钟头的会”,回家看到的是丈夫李之祥的“冷冷的面孔”春水碧于天 。李之祥提醒董桂花穷苦的生活“是前生注定的”,告诫她“百事要留个后路”,“少出头总是好的”。这些话使得董桂花“心也活了”黄飞珏,觉得“她男人的顾虑也是对的”。
(3)被迫屈从于家庭暴力。
周月英的羊倌丈夫经常不在家,她因此感到孤单寂寞,所以经常以奚落丈夫的方式来释放这种情绪,然而一旦惹急了丈夫,就换来了拳头。每次挨打后,她就乖乖地给丈夫做饭。除了丈夫的拳头,周月英好像没怕过什么。赵得禄的老婆无法抵御物质的诱惑,接受了江世荣老婆的一件衣服,却遭到了赵得禄的一顿打,衣服也被撕烂了。
2、女性的经济权力,决定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。具体说来,大致有如下两种情况。(1)女性在家庭中缺乏经济权力,所以在婚姻中处于从属地位。
在这种情况下,作为家长的男性掌握经济方面的实权,女性只能服从。钱文贵名义上把地分给了两个儿子,对外宣称已经跟儿子们分了家,但实际上地契依然掌握在他手里。他的老婆对他惟命是从,他的两个儿媳妇十分怕他。富农胡泰家境殷实,有两辆胶皮大车,土改开始后,他怕受牵连,让儿媳妇的娘家人赶走一辆,儿媳妇及其父亲(富裕中农顾涌)听从调遣。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儿媳妇,自然而然地在思想观念上也深受胡泰影响,所以当她和妹妹谈论土改时,使用着与公公一样的口吻。
(2)女性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权力,所以在婚姻中拥有重要地位。
李子俊的老婆看到丈夫不断败坏家业,于是暗下决心“到收租的时候,自己也上前,不让全落在丈夫手里,自己抓一把,攒些私房”。藏金生她劝丈夫“去张家口躲一阵”,而她敢于“一人留在家里”,她的日常活动是“成天就设法东藏一个箱子,满满地装着首饰衣服,西又藏一缸粮食,总想把所有的东西全埋在地下。”虽然她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保住自家的财物,但是其客观效果却是使女性开始获得财产管理权,进而可以在婚姻中获得较高的地位。
三、 余 论
在革命文学文本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创作中,革命作家丁玲较好地规避了中国革命文艺中普遍存在的公式化、概念化弊端,成功地画出了一张活色生香的、“相当辉煌的美丽的油画”。在这张“油画”所使用的全部“颜料”之中,包括十分重要的一种——女性民俗。假如没有这种特殊而重要的“颜料”,该“油画”就会变得不完整,其艺术魅力也必将明显减损。
历史早已“告别革命”,时代沿着全球化、市场化、消费化、“去政治化”的方向持续行进,在这样一种几乎“不可逆”也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文化语境中,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艺术生命力的葆有和延续,将日益深切地依靠文本之中的女性民俗叙事。“文艺学采用民俗的视角,有利于对作品进行人文的或文化现象的研究”,中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先生的重要论断,被丁玲的创作实践有力地证实和支持。
本文来源:河北北方学院 文学院张慧强
编辑 | 杨 茜
文字| 张慧强
初审| 洪 邹
终审| 毛雅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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